由此可见，算法行政是在治理语境下使用的概念，制定和使用算法属于手段—目的模式下的决策行为，算法是行政机关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工具。

乡村振兴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组织建设、城乡融合、扶持措施等多维度全面展开，旨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保障农民的发展权。发展型给付运作的关键在于求发展、为给付。

基于社会平衡和正义理念，共同体的成员理应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与资源。私人主体自主给付或基于行政契约为给付时，一般不受行政机关的具体干涉，此种给付属于社会性给付。除了要妥当配置既有公共资源，还需促进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并以产业发展、区域协同等方式促进公共资源的积累，以让改革成果更全面地惠及相对贫困者。二是基于以发展促人权和共享发展成果所产生的国家保障义务，又大大超出了生存照顾范畴，迈向了对发展利益和共享利益的保障。在以维护客观法秩序为表现形式的情况下，发展型给付国家义务中，公民发展权与国家义务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国家—集体—公民三方之间的给付关系。

2020年全国脱贫工作完成后，共享机制正逐步建立，其标志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被国家乡村振兴局所取代。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发现系统设计瑕疵，首先，行政机关应当主动与系统设计管理部门联系，及时修改系统。

经过短信告知，当事人未按期换证，系统自动注销驾驶证登记，符合正当程序要求。[9]骆梅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碎片政府到整体政府》，载《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5期，第24页。[75]当软件或算法设置存在问题时，基层一线操作人员可能因缺乏修改具体算法的能力和权限导致服务的延迟和拒绝。[98]其次，在智能审批、人机对话下，通过软件设计的处理方式，系统也是通盘考虑了已读取的数据，对标已输入的许可条件，从形式上判断材料是否周全，自动选择法律规定的处理结果。

（7）不见面审批只作形式审查。[14]具体技术应用包括但不限于：（1）自动填单。

[62][美]卡里·科利亚尼斯：《自动化国家的行政法》，苏苗罕、王梦菲译，载《法治社会》2022年第1期，第48页。湖南省尚未出台相关规定，不能当然推定湖南省认可电子证书可以取代资质证书原件进行经营活动。在学术上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作出决定的主体合法性，行政决定从传统上由工作人员作出转变为现在由机器系统作出，是否存在不适当的委托或权力下放（improper delegation or devolution）。[42]参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行初151号行政判决书。

[47]在王某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考试报名资格行政纠纷上诉案中，王某某通过司法部网站登录国家司法考试信息服务平台的网上报名系统，因填报报名信息时学历信息处仅有已毕业或2016年应届毕业以及普通高等学校2017年应届毕业两种类别可供选择，王某某无法完成填报报名信息。如果网上审批记录与纸版材料不一致，应当进一步查清事实。[100]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995号行政判决书。[34]参见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赣71行终43号行政判决书。

我国2003年《行政许可法》有关法律文件盖章的要求，比如，第32条第2款规定受理或者不予审理决定要加盖行政机关专用印章，第39条第1款规定许可决定要加盖行政机关印章，都将转为电子印章。[90]实践上又主动排除了可以考虑诸多合理因素。

其中，有些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决定，还有一些是人工介入之后形成的决定，比如审批通过，还需人工审核，制发并送达证照。但与传统行政行为不同，自动化决定过程涉及数据共享与处理，牵扯数据隐私与保护、系统性偏见，为了不拉低相对人权利保护水准，需要一些特别规则和适度延展。

在上下各级行政机关之间分配系统操作权限。[31]客观地看，我们面临的法律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传统执法上就不时存在，甚至难以克服，并被带入了数字化领域，似乎也成为了数字化产生的问题。比如，经过数据核对，对欠缺材料或者不符合条件的，自动生成不予受理决定、审核不通过决定等。[99]《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27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行初1045号行政判决书。在湖北楚天海钧围棋培训中心与湖北省体育局体育行政管理（体育）一审行政判决书中，[49]系统开放时间与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没有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按照业务主管部门初审、登记管理机关年审的两个时间段设计，开放时间跨越了两个时间段。

[101]参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2706号行政裁定书。毫无疑问，系统生成决定依然会对行政法的行政行为理论、透明化要求、证据规则、合法性审查，以及正当程序带来挑战。

但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系统操作权限、操作过程，以及作为基础的系统设计运行，都与行政权及其行使彼此呼应，息息相关。

[89]在梁某某、李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卖方在买方多次催促履行义务，甚至表示可以承担清除违章信息费用的情况下，直至2021年11月仍未主动联系买方进行清理违章信息及办理过户，导致车辆已经到达强制报废的标准。[37]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行终1011号行政判决书。

（2）系统记录能否证明流程次序，法院不置可否。（1）系统提供选项是否周延。许可机关对申请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审查能力增强，能够探知身份不实、材料虚假、签字虚伪等，审查义务和责任实际上已不限于形式审查，而是趋向适度的实质审查。[44]参见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7）粤1704行初44号行政裁定书。

这两种模式都不排除人工介入，最终还是由人来决定，适用危害程度较高的决定。网上审批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编号，但该编号的生成并不意味着该施工许可证已经生效，且系统生成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没有发证机关的印章，故网上系统生成《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不是已生效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与此同时，引入数字化技术，才有可能将跨部门、跨机构的后台办公作业无缝集成到一个系统，‘一站式电子审批服务平台、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和电子绩效考核系统的开发和引进为并联审批、数据共享以及业务协同提供强劲技术手段。行政机关仍然是行政程序的事先设计者，机器是行政机关的延长之手，其意思仍由行政机关形成并通过机器表达，机器‘表达的意思归属于行政机关。

首先，这是线上线下择入和择出应当尊重申请人的选择权所决定的。在祝某等诉广州市司法局等登记案中，[79]在线平台程序设置上，每个办事项目流程都仅设置了一名处理人员，这不符合法定人数要求。

[35]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行终字第00256号行政判决书。申请人按照要求的格式上传电子资料，系统却未收到、数据部分丢失或者无法正常读取，系统在升级过程中自动丢失数据或者变更信息，以及自动生成的决定文书中案件编号发生重号、落款单位与实际情况不符等，这些差错的责任均应归属行政机关。[93]第三，对于算法技术原理，应当尽量公开透明化，并给予必要的解释。[36]参见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粤71行终1001号行政裁定书。

这显然过于武断，与线上线下一套材料不相吻合。我国2003年行政许可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54]在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三亚东锣岛地产有限公司行政许可二审行政判决书中，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就审批系统审批结果的效力产生争议。（2）智能在线咨询、引导业务办理。

自动化系统中使用的计算机代码和算法，一般是与授权法的语言和逻辑保持一致。[90]《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2年）第4条第（四）项规定，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应当强制报废，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应当注销。